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破解普世价值论的幻象——金民卿
金民卿，1967年生，河南洛阳人，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重点学科(党史党建学科)负责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执行主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
摘 要：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这是我们破除普世价值论幻象的理论依据。普世价值论和普世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不是要一般性地反对普世价值，而是反对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普世价值论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主要是恶意误读中国的发展进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放大矛盾并制造事端，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普世价值论之所以在中国蔓延，有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基础变化、思想鉴别能力弱化和学术话语照搬等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
马克思关于“有用价值”、“使用价值”、“具体价值”、“物的有用性”的多方面分析，在哲学层面上立足于主客体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关于价值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例如，他指出：“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商品首先作为人之外的、对人有使用价值的、具体的有用物而存在，“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探索并创造获取对象物的有用性的方式的过程，也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过程，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关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规定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关于价值理论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的思想，其中关于人类共同理想和价值诉求的思想闪烁着人类性光辉和真理性亮点。从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谋求建立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谐和的、美好的关系，追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愿望的关系状态，其实践指向就是要依靠无产阶级打碎捆绑在人类身上的物质和精神枷锁，最终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特征的共产主义。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把目标设定在“人类解放”，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指向的“政治解放” 之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明确提出，新哲学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来“改造世界”，而不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仅仅“解释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人类自由发展的角度，以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前景做了展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世界历史”思想，不仅前瞻性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化情景，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远景；特别是以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为依据，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目标，从两个尺度的统一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做了科学阐述。在《１８５７ 年—１８５８ 年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标尺，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科学阐述了人类自由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从价值与规律相结合的角度对历史发展进行了宏观分析 。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了人类社会治理、民主发展的途径和进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等，把理想性与现实性、价值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有机结合起来，是对人类自由民主发展和政治制度建构的创造性探索。这一切思想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看待普世价值的问题，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普世价值本身而在于关于普世价值的观念
第一个问题是，把一般的主张存在普世价值的“赞普者”同坚持和宣扬西方化普世价值论的“普论者”都加以批判，混淆了针对的对象。客观地说，绝大多数“赞普者”同“普论者”是不同的，他们只是在学术上、在认识论上赞同存在有普世价值，而并不支持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主张；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而不是像普世价值论者那样旨在反对和颠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对于普世价值的分析，只是学术范围内的讨论，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但是，“反普者”把“赞普者”都看作是“普论者”或受到了“普论者”的蒙蔽，都作为批评的对象。结果，“反普者”不得不在两个方面开战：一方面要批判真正的“普论者”，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危害；另一方面又要同一般的“赞普者”争辩，在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个问题上长期纠缠。这就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造成了“四面出击” 的局面，不仅减弱了对真正对手批判的力度，而且失去了学术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并使自己的批判合法性在学术上遭到了绝大多数“赞普者”的质疑，甚至成为“学术上的少数”，而真正的“普论者”则坐观本无立场分歧而只是学术观点不同的学者之间进行论战而坐收渔利。
第二个问题是，把作为客观存在的普世价值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普世价值论都加以否定，模糊了思想批判的实质。一般性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反映了人们共同性的价值理想、普遍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普世价值论则是一个站在特殊阶级立场、维护特殊集团利益、为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政治观念性的问题。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混淆，给反对普世价值论的思想斗争带来了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困境和尴尬。因为一般性地反对全人类性的、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追求，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往往难以理清。普世价值论者恰恰就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反攻的武器，企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种反攻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反普者”往往在反击面前，一方面努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同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少数“反普者”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了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观“出了问题”，应该更加准确地概括核心价值观。这正中了普世价值论者的下怀：“反普者”在辩解这些概念时往往已经离开了问题的实质和斗争的焦点———揭露和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严重危害。
第三个问题是，把关于普世价值的学术争论同关于普世价值论的政治论战加以混同，模糊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否真正存在普世价值，赞同还是不赞同普世价值，这些都是学术性领域的问题，是学术层面上的讨论，是一个可以进行展开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普世价值论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着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已经蔓延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指向性的思潮，特别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乃至于对某些政治实践推波助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加以批判和反驳。学术范围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只有把学术讨论活跃起来，才能真正看清楚普世价值论的政治性面目。
三、西方化普世价值论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论的实践和结果充分展示了它的思想逻辑：首先，它立足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治理实践，从资产阶级历史文化中继承了一系列当年曾经发生过积极作用的概念和术语，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正义、进步等，提炼出以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向性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这里，表面性的术语、概念依然那些积极性的、反映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但是实际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物，既有人类性的共同愿望同时也内含着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诉求。
其次，他们抽去了这些价值观的具体性内涵，抽去阶级社会中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利益性和政治倾向性，而只强调其普遍性指向，突出人们对它们的共同追求；把某些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进步等思想，夸大成为世界普遍性的思想，把某些西方国家的、具有他们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夸大为全球普遍适用的制度和治理模式，掩盖其中的社会制度特点而突出其全人类性理想。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化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来观照这种意识形态就会发现：它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缺乏对历史的科学性把握，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最终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利益服务，根本不是什么全人类性的价值理念；以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张目，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经济和军事侵略辩护，是一种庸俗而反动的辩护性价值理论。我们必须要认清普世价值论的表面伪装，揭露其深层动机和目的，抵御其实施的过程，防止造成的恶果。一些被渗透国家的政府和学者渴望通过普世价值论者的承诺来发展自己，只是一种单相思式的幻想。对此，毛泽东早已根据中国近代史的惨痛经历得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于这些幻想者永远是一剂良药，对那些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论的人则无疑是一击猛拳。
四、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危害
第一种形态是恶意误读。用普世价值论来恶意误读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国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之时，中国人以自信开放的心态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口号，一些人故意误读这个口号，说是这表明中国人真正开始融入世界文明之中；与此同时，一些人把汶川赈灾同普世价值问题联系起来，炒作起普世价值论。围绕着纪念改革开放３０ 年，一些人恶意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发展，说成是“不断学习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汲取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有人又断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重大步骤”。十八大以后，围绕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和方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又有人断言中国“越来越接近普世的治理模式”，是“真正迈向现代人类文明”。不久前，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观的概念之后，又有人歪曲地认为中共领导人开始接纳“普世价值论”了 。
第二种形态是恶意攻击。一些人抱着反动的政治动机，把普世价值论工具化，恶意攻击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以所谓的多元化、民主化等为判据，批判、否定、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企图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多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多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 。例如，他们攻击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是撇开普世民主、拒绝英美民主、自己另搞一套，“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他们不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而且已经把触角伸向了经济基础领域。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说三道四，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把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Ａ 方案”，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落后于并必须走向美国式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Ｂ 方案”。他们提出，中国三十年多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的提升，“主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得多”，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动大手术而不是轻描淡写，应该学习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的改革经验，把“国企占ＧＤＰ 比重要降至１０％以下” 。
第三种形态是恶意放大矛盾、制造事端。一些人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发生的具体问题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当年，中国人民在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时候，有些西方媒体却把这件事同中国的人权、中国的制度设计、中国政府对生命的态度等联系起来，好像“非典”暴露了中国主流价值观存在的严重缺陷。一些人同国外势力相勾结，恶意评价和干涉中国内部事件，为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暴行张胆辩护，制造政治冲突和民族分裂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稳定。一些人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实践，把某些反政府人士和力量说成是“民主力量”，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解除对某些反面人士管制，并同西方国家操控的某些国际机构合作给这些人士授奖，毁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人以普世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宪章”和“政纲”，并发动所谓的签名活动，从而使政治化了的普世价值论思潮进一步抬升为一种反动的政治实践。
可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已经演变成为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政治化思潮，这种思潮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今时代的重要表现形
式。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内部因素，把关注和分析这些内部要素作为批判和清理普世价值论的重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和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转型，转型期的社会成员分层化和思想文化多样化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我们在急遽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把握好文化发展上的“一元多样”性，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地位同各种多样化思潮的并存关系，在多样化中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第二，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看，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之初曾经提出，开放的同时必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但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全面开放”成为一种共识。那么我们必须反思：开放的全面性究竟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文化的开放特别是政治性文化的开放有没有一个限度？ 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局面，我们应该明白：对外开放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应该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牢记邓小平讲过的，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
第三，从当代中国经济基础来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每一种经济成分及其代表都必然会有其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不仅要发出经济上的声音，同时也要提出政治上的诉求；当这种诉求同国际资本代言人的思想观点获得一致时，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就获得了落地生根乃至发酵蔓延的机会。某些所谓的“公知”、“大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落为西方资本和政治势力的国内代言人；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站在某些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以普世价值论为工具公然站在了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成为地道的“砸锅党”。
第四，从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淡漠甚至放弃了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等基本方法，不能认清普世价值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倾向性，仅仅把它看作是一般性的学术思潮；不能辩证地看待对外开放，把西方的一切都看作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在全面开放中丧失了理论定力，丧失了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完全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圭臬，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在外来意识形态渗透面前，缺乏足够的理论清醒和思想鉴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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